贞观政要·卷八·论务农译文

作者:佚名

  贞观二年,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:“任何事情都必须掌握根本。国家以人民为根本,人民以衣食为根本,经营农桑衣食,以不失时机为根本。要不失时机,只有君主不生事劳民才能做到。假若连年打仗,营建不停,而又想不占用农时,能办得到吗?”大臣王珪说:“从前,秦始皇、汉武帝,对外穷兵黩武,对内大建宫室,人力既已用尽,灾祸也就接踵而至,他们难道就不想安定百姓吗?只是没有使用安定百姓的正确方法。隋代灭亡的教训距今不远,陛下亲自承受了隋朝遗留下来的弊病,懂得怎样去改变,不过刚开始还比较容易,要坚持到底就很难。我真希望陛下自始至终都能小心谨慎,从而善始善终。”太宗说:“你讲得很对。安定百姓和国家,关键在于君主,君主能与民休息,百姓就欢乐,君主多私欲,百姓就痛苦,这就是我之所以不敢任情纵欲,而不断克制告诫自己的原因。”

  贞观二年,京城大旱,蝗虫成灾。唐太宗亲自到田野去看稻谷,看见蝗虫猖獗,就捡起了几只并骂道:“百姓视稻谷为生命,你却把谷子吃了,你是在危害百姓啊。如果说老百姓有罪过,那么责任也只在于国君一人,如果你真的有灵性,就应当只啃噬我的心脏,不要危害百姓。”说完就要把蝗虫吃掉,左右的臣子大惊,连忙制止说:“吃了恐怕要生病,万万不可。”唐太宗说:“我只希望把灾祸转移到我身上,还怕什么疾病呢?”说完便一口将蝗虫吞下。从此,蝗虫不再成灾。

  贞观五年,主管大臣上书说:“皇太子即将举行加冠礼,在二月里举行才吉祥,请陛下增加兵卫仪仗的规模,使礼节齐备。”太宗说:“如今百姓春耕刚开始,这样做怕要妨碍农事。”于是下令将礼仪改在十月。太子少保萧瑀上奏说:“按照阴阳家的推算,在二月里举行最好。”太宗说:“阴阳讲究禁忌,我从不信那一套。如果一举一动都必须依照阴阳家的话去办,不顾天理道义,而想求得福佑吉祥,怎么可能呢?如果所做的都遵照正道,自然会万事吉祥。并且,吉凶取决于人,怎能听信阴阳禁忌呢?农时很要紧,不能耽误片刻。”

  贞观十六年,唐太宗因为天下米价大都一斗值五个钱,更便宜的,一斗只值三个钱。因此,他对侍臣说:“国家以百姓为根本,百姓又以粮食为生命。如果粮食不丰收,人们就不再为国家所有了。既然粮食对国计民生关系如此重大,我又是百姓的衣食父母,只希望能够克勤克俭,不奢侈浮华,造福于民。我常常想赏赐天下百姓,使他们都富裕尊贵。现在我减少赋役,不占用他们农耕的时间,使他们能够顺应天时,把庄稼种好,其实,这就是使他们富裕。我还重视推行礼仪谦让的风气,让乡间的百姓,年轻的尊敬年长的,妻子尊敬丈夫,其实,这就是使他们尊贵。只要天下都能这样,我即使不听音乐、不打猎也乐在其中了。”

原文

  贞观二年,太宗谓侍臣曰:“凡事皆须务本。国以人为本,人以衣食为本,凡营衣食,以不失时为本。夫不失时者,在人君简静乃可致耳。若兵戈屡动,土木不息,而欲不夺农时,其可得乎?”王珪曰:“昔秦皇、汉武,外则穷极兵戈,内则崇侈宫室,人力既竭,祸难遂兴。彼岂不欲安人乎?失所以安人之道也。亡隋之辙,殷鉴不远,陛下亲承其弊,知所以易之。然在初则易,终之实难。伏愿慎终如始,方尽其美。”太宗曰:“公言是也。夫安人宁国,惟在于君。君无为则人乐,君多欲则人苦。朕所以抑情损欲,克己自励耳。”

  贞观二年,京师旱,蝗虫大起。太宗入苑视禾,见蝗虫,掇数枚而咒曰:“人以谷为命,而汝食之,是害于百姓。百姓有过,在予一人,尔其有灵,但当蚀我心,无害百姓。”将吞之,左右遽谏曰:“恐成疾,不可。”太宗曰:“所冀移灾朕躬,何疾之避?”遂吞之。自是蝗不复为灾。

  贞观五年,有司上书言:“皇太子将行冠礼,宜用二月为吉,请追兵以备仪注。”太宗曰:“今东作方兴,恐妨农事。”令改用十月。太子少保萧瑀奏言:“准阴阳家,用二月为胜。”太宗曰:“阴阳拘忌,朕所不行。若动静必依阴阳,不顾理义,欲求福祐,其可得乎?若所行皆遵正道,自然常与吉会。且吉凶在人,岂假阴阳拘忌?农时甚要,不可暂失。”

  贞观十六年,太宗以天下粟价率计斗值五钱,其尤贱处,计斗值三钱,因谓侍臣曰:“国以民为本,人以食为命。若禾黍不登,则兆庶非国家所有。既属丰稔若斯,朕为亿兆人父母,唯欲躬务俭约,必不辄为奢侈。朕常欲赐天下之人,皆使富贵,今省徭赋,不夺其时,使比屋之人恣其耕稼,此则富矣。敦行礼让,使乡闾之间,少敬长,妻敬夫,此则贵矣。但令天下皆然,朕不听管弦,不从畋猎,乐在其中矣!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