贞观政要·卷二·论任贤译文

作者:佚名

  房玄龄,山东临淄人。在隋朝为官时担任隰城的县尉。后来因为一件事情被革去官职,派遣到上郡为官。一次,唐太宗到陕西巡游,房玄龄听说后就到军营门口拜会。唐太宗对他一见如故,任命他为渭北道行军记室参军。房玄龄蒙受知遇之恩,决心涌泉相报。当时,每次打了胜仗,大家都忙着各处搜集财宝,只有房玄龄首先收拢人才,将富有谋略和骁勇善战的人安置在他的幕府中,私下与他们结为朋友,共同为李世民效力。他多次担任秦王府记室,兼任陕东道大行台考功郎中。房玄龄在秦王府十几年,都担任记室一职。当时的太子和巢刺王因为房玄龄和杜如晦深得李世民的重用,心怀嫉恨,就在唐高祖面前恶语中伤,于是房玄龄和杜如晦遭到了打击排斥。后来太子发动叛乱,李世民秘密召见房玄龄和杜如晦,让他们穿上道士的衣服,派人暗中将他们带入内宫商议对策。叛乱平定之后,李世民成为东宫太子,就请房玄龄担任太子左庶子。贞观初年,李世民提升他为中书令。贞观三年,又封他为尚书左仆射。同时,命他撰写国史,封为梁国公,食邑一千三百户。房玄龄为官兢兢业业,负责百官的任命,责任重大,常常夜以继日地工作,不在政务上出现半点闪失。他待人宽厚,胸襟宽阔,看见别人比自己出色,也从不嫉妒。他富有才识,撰写的国史文采出众,审定的法令宽容公平。他在德行方面也为人称道,对人从不求全责备,不以自己的标准去苛求别人,不分亲疏贵贱,一视同仁,因此被众人赞誉为良相。贞观十三年,他又被尊为太子少师。房玄龄担任宰相之职共有十五年,其间,他多次上书辞官,唐太宗都未允许。贞观十六年,他又被封为司空,仍然总管朝政,著述国史。不久,房玄龄又以年老为由,提出辞官,唐太宗派使者回复一封信,上面写道:“你担任丞相这么多年了,很多大事我都能够放心地交给你处理,假如没有了你这个良相,我就像失去了双臂一样力单势薄。如果你的精力允许,就不要解甲归田。如果有一天你真的感到力不从心了,再上奏告诉我也不迟。”看过这封言辞恳切的信,房玄龄终于打消了辞官的念头。后来,唐太宗回顾艰难创业的岁月,良臣辅佐自己所立下的卓越功勋,不禁感慨万千,写下《威风赋》赐给房玄龄,由此可见他们君臣之间深厚的情谊。

  杜如晦,祖籍陕西万年。武德初年,担任秦王府兵曹参军,不久就被提升为陕州总管长史。当时秦王府中人才济济,外迂的人也非常多,对此,李世民表示忧虑。记室房玄龄说:“王府中的幕僚离开得多,这并不值得惋惜。可是杜如晦非常能干,有见识,是辅佐帝王的良才。如果您只做一个守住领地的藩王,那么用不着他,可是如果您要统领四海,那么非此人不可。”太宗从此便对杜如晦以礼相待,视为心腹,经常让他参与密谋。当时,权力之争激烈,战事很多,每次杜如晦都能为太宗出谋划策,提出良好的建议,令人十分佩服。后来,他被封为天策府从事中郎,兼任文学馆学士。在平定太子的叛乱中,杜如晦和房玄龄功劳最大,杜如晦被提升为太子右庶子。不久又迁任兵部尚书,封为蔡国公,食邑一千三百户。贞观二年,他担任检校侍中。贞观三年,拜为尚书右仆射,兼任吏部选事。他和房玄龄共同掌管朝廷的政务,有关修筑宫殿的规模、典章制度等事情,都由二人商议决定,二人的政绩深得人们的称道,说起当时的良相,人们就会以“房谋杜断”加以赞许。

  魏徵,钜鹿人,前不久迁居到相州的内黄。武德末年,做太子洗马。当他看到太宗同隐太子李建成暗中倾轧争夺,常劝建成早做打算。太宗杀了隐太子后,把魏徵叫来责问:“你为什么要离间我们兄弟?”当时大家都替魏徵担惊受怕,魏徵慷慨自若,不慌不忙地回答说:“皇太子如果听了我的话,肯定不会有今天的杀身之祸。”太宗听了这话肃然起敬,对他分外敬重,提升他为谏议大夫,多次把他请进卧室,向他请教治理国家的办法。魏徵本有治国的才能,性情刚直不阿,绝不随便放弃自己的主张。太宗每次和他交谈,从来没有不高兴的。魏徵欣幸遇到了赏识自己的主子,竭尽才力来效劳。太宗又安慰他说:“你以前直言劝谏前后二百多件事,都称我的心意,不是你忠心为国,怎能如此?”贞观三年,魏徵几次升迁做上秘书监,参预朝政,深谋远虑,起了很好的作用。太宗曾对他说:“论你的罪过比当年管仲射中齐桓公的带钩还要严重,而我对你的信任却超过了齐桓公对管仲的信任,近代君臣之间融洽相处,难道还有谁能像我这样对你吗?”贞观六年,唐太宗驾幸九成宫,设宴招待亲近的大臣,长孙无忌说:“王珪、魏徵,过去侍奉隐太子,我见到他们就像见到仇敌一样,想不到今天能在一起参加宴会。”太宗说:“魏徵过去确实是我的仇敌,但他能为侍奉的主子尽心出力,这是很值得称道的。我能够提拔重用他,自比古人应无愧色!魏徵常常不顾情面恳切劝谏,不许我做错事,所以我器重他。”魏徵再拜说:“陛下引导我提意见,我才敢提意见。如果陛下不接受我的意见,我又怎么敢去犯龙鳞、触忌讳。”太宗龙心大悦,赏赐每人十五万钱。贞观七年,魏徵替代王珪任侍中,加封到郑国公。不久因病请求辞去所任的官职,只做个闲职散官。太宗说:“我把你从仇敌中选拔出来,委任你中枢机要的职务,你看到我不对的地方,从没有不劝谏的。你难道没看到黄金埋在矿里,有什么可贵的呢?若遇上高明的冶金工匠把它锻炼成器物,就会被人们当做宝贝。因此我把自己比作黄金,把你当做高明的冶炼工匠。你虽然有病,但还不算衰老,怎能想就此辞职呢?”魏徵听了只好作罢。后来又坚决要辞职,太宗同意解除他侍中的职务,任为特进,仍旧管门下省政事。贞观十二年,太宗因为皇孙诞生,下诏宴请公卿大臣,太宗在酒席间极其高兴,对大臣们说:“贞观以前,跟我平定天下,转战于艰险危难之间,房玄龄功劳之大是没有人能比得上的。自贞观以来,对我竭尽心力,进献忠直之言,安定国家,造福百姓,成就我今天的功业,被天下人所称道的人,就只有魏徵了。即使古代的名臣,也不过如此罢了。”于是亲自解下佩刀赐给他们二人。庶人承乾在东宫做太子时,不讲品德不干好事,魏王泰越来越得到宠爱,内外百官对承乾是否还能做太子都有疑议。太宗听到后很厌恶,对侍从的大臣们说:“当今朝臣之中,讲忠诚正直没有比得上魏徵的,我派他做皇太子的师傅,用来断绝天下人的想法。”贞观十七年,就任命魏徵做太子太师,仍旧管门下省的政事。魏徵陈述自己有病,太宗对他说:“太子是宗庙社稷的根本,一定要有好的师傅,所以挑选你这样中正无私之臣,作为太子的辅弼。我知道你有病,不妨躺在床上来教导太子。”魏徵只得就职。不久魏徵得了重病,他家里原先没有正厅,太宗当时本想给自己建造一座小殿,就停下工来把材料给魏徵造正厅,五天完工。又派宫中的使者赐给他布被和素色的垫褥,以顺从他的喜好。过了几天,魏徵去世,太宗亲自到他的灵柩前痛哭,追赠他为司空,赐谥号文贞。太宗亲自给他撰写碑文,还亲笔书写在石碑上。又特赐给他家食实封九百户。太宗后来常对身边的大臣们说:“用铜作镜子,可以端正衣冠;用历史作镜子,可以知道历代兴衰更替;用人作镜子,可以明白自己的得失。我常常保有这三面镜子,用来防止自己犯过错。如今魏徵去世,就失掉一面镜子了!”因而哭了很久。于是下诏说:“过去只有魏徵,经常指责我的过错。自从他去世后,我虽有过错也没有人敢公开指出。难道我只在过去有错误,而今天全是正确的吗?恐怕还是百官苟且顺从,不敢来触犯龙鳞吧!所以我再次虚心征求意见,以便清醒头脑进行反省,你们直言劝谏了而我不采用,我愿承担责任。我需要采纳忠言而大家又不说,这个责任谁来承担?从今以后,大家都得竭尽忠诚,我如有对或不对的言行,你们要直言劝谏不要保留隐瞒。”

  王珪,太原祁县人。武德年间,担任太子中允,太子李建成对他礼遇有加。后来由于李建成阴谋作乱之事所牵连,王珪被流放到云南嶲州。建成被诛杀后,太宗即位,王珪被太宗召回,拜官为谏议大夫。作为臣子,王珪忠心耿耿,尽职尽责。他所进献的言论,多被太宗采纳。王珪曾经上书批评太宗过失,太宗说:“你所谈论的,一一点中我的过失。自古以来,没有哪一个国君不想把自己的国家治理好,永享安定太平的。然而,他们的愿望都没有实现,不是他们看不到自己的过失,而是因为他们看到了自己的过错却不能改正的缘故。现在我有过错,你能直言不讳,我也能知错就改,何必担心国家不能长治久安呢?”太宗还曾经对王珪说:“你如果一直做谏官,我必定永远没有过错。”因而更加器重厚待他。贞观元年,王珪官至黄门侍郎,参与国家政务,并兼任太子的老师。第二年,王珪又被提升为侍中,与房玄龄、魏徵、李靖、温彦博、戴胄一起处理国家政事。一次,他们六人与太宗一起进宴,太宗问王珪:“你识别能力很强,尤其擅长谈论和评价别人。从玄龄开始,你一个个给我评价一下,也可以估量一下你们中间谁最贤德能干。”王珪回答说:“为国兢兢业业,干事果断精明,我比不上玄龄。以纠正偏颇为任,犯颜直谏,为皇上无法与尧舜的圣明比肩而感到羞耻,我比不上魏徵。文武全才,既能带兵又能治国,文韬武略俱佳,我比不上李靖。奏章严密清楚,言行有理有据,规规矩矩,没有疏失,我比不上温彦博。处理纷繁复杂的事务,有条有理,万无一失,我比不上戴胄。可是对于弘扬正气,惩恶扬善,疾恶如仇,我比起各位,也有我自己的独到之处!”太宗认为他说得很对,在座的诸位大臣也各抒己见,都认为他评价得恰如其分,十分准确。

  李靖,陕西三原人。隋炀帝末年,为马邑的郡丞。这时,高祖李渊任太原留守。李靖观察高祖,知道他有夺取天下的志向,便装成罪犯,把自己锁进囚车,打算趁押赴江都的机会向隋炀帝告发李渊。走到长安,因为道路阻塞不能前行,李靖只好滞留长安。高祖攻克长安后,抓住了李靖,想要杀掉他。在千钧一发之际,李靖大声叫道:“李公率领仁义的军队,扫除暴乱,不想成就大事,只想凭个人的恩怨杀害有才能的人而逞一时之快吗?”太宗也极力劝阻高祖,加以营救,高祖于是赦免了他。武德年间,因平定萧铣、辅公祏的功劳,李靖被升迁为扬州大都督府长史。太宗继位后,他又被召回京城,任命为刑部尚书。贞观二年,被提升为中书令。贞观三年,转任兵部尚书,兼任代州行军总管,率领军队进攻突厥,平定襄城,大破突厥,使突厥各部落逃亡碛北。在这次战争中,李靖擒获了隋朝齐王杨暕的儿子杨道政以及隋炀帝的皇后萧氏,并将他们押送到长安。后来,突利可汗前来投降,只剩下颉利可汗一个人逃跑了。太宗说:“汉代李陵率领五千步兵作战,还免不了投降匈奴,即使这样,也可以名垂青史。你能够凭三千骑兵,深入敌人内部并战胜敌人,平定襄城,威震北方夷狄,这样的事的确亘古未有,如此功劳足可以弥补过去渭水之战的过失了。”由于李靖功勋显赫,唐太宗加封他为代国公。从此,颉利可汗对唐军十分害怕,不敢轻举妄动。贞观四年,他们退到西北一带,并派遣使者到唐朝谢罪,请求全国归降,作为唐的臣民。接到投降的消息,太宗又任命李靖为行军总管,前往迎接颉利可汗。颉利可汗虽然表面称降,其实心怀不轨。太宗派遣鸿胪卿唐俭、摄户部尚书将军安修仁奉命安抚慰问。李靖看出投降者的险恶用心,决定将计就计。他对副将张公谨说:“传诏书的使者到了那儿的时候,敌人必然放松警惕,你挑选精锐的骑兵带好二十天的粮食,领兵从白道偷袭攻击他们。”张公谨不解其意,说:“既然我们答应他们投降,我们的使者又在他们那里,征讨恐怕不合适吧。”李靖说道:“这是用兵消灭他们的大好机会,千万不可以失去。”于是他率领军队迅速前进,行到阴山的时候,凡是遇到颉利可汗的人,都抓住他们随军前行。颉利可汗看到唐的使者,十分高兴,根本没有料到唐的军队到了。李靖军队的前锋凭借大雾前进,十分隐秘,到了距离颉利可汗的军帐七里左右才被他们发觉。颉利可汗的军队措手不及,还没来得及摆好阵势,颉利可汗一个人就骑马逃跑了,敌兵乱作一团,四处溃逃。这次战争,唐兵斩杀敌人万余人,杀死颉利可汗的夫人——隋朝的义成公主,俘虏男女十多万人,灭掉了颉利可汗的国家。颉利可汗余下的其他部落,全部投降。此役使唐的边境从阴山扩展到大漠以北。战后,太宗十分高兴,对大臣们说:“我听说国君忧虑,大臣就要受到屈辱;国君受到侮辱,那么臣子的性命也难保全。过去在国家刚刚建立的时候,突厥国势强大,太上皇因为不想牵连百姓,故而向颉利可汗称臣。我当时感到十分痛心,睡不安寝,食不知味。为此我励精图治,立志要消灭匈奴。今天,我们只要一出动军队,可谓攻无不克,战无不胜,匈奴单于俯首称臣,我们的羞耻洗雪了。”殿上的群臣都大声欢呼万岁。不久,太宗封李靖为光禄大夫,尚书右仆射,赏赐食禄五百户。后来李靖又担任西海道行军大总管征伐吐谷浑,灭了这个国家。李靖因功改封为卫国公。李靖死后,太宗下诏,允许他的坟墓可以按照汉代卫青、霍去病坟墓的模样去修建,坟墓周围筑起土丘,使它们像突厥国内的燕山、吐谷浑国的碛石二山,用以象征他卓越的功绩。

  虞世南,浙江余姚人。贞观初年,唐太宗尊他为上宾,设立文馆,文馆中人才济济,但都推举虞世南为文学的宗师。唐太宗授予他记室的官职,同房玄龄一起掌管文化方面的事情。虞世南曾经受命书写《列女传》用来装饰屏风,当时没有现成的书,虞世南就凭记忆将书默写了出来,竟没有一点差错。贞观七年,虞世南提升为秘书监。唐太宗处理完政务,一有空闲就召见虞世南,和他畅谈历史,探讨治国方面的道理。虞世南外表弱不禁风,一副书生模样,性情却十分刚烈,志趣高远,每次谈论起历代帝王的政治得失,都能够有所针砭,进行一番很好的评论和判断。唐高祖去世之后,唐太宗由于为他操办隆重的丧事而操劳过度,形容憔悴,国事有所耽误,文武百官无计可施。但是无论在哪种情形下,虞世南每次进宫进谏,唐太宗都欣然接受。从此以后,唐太宗对他也就更加亲近和尊重。唐太宗曾经对身边的侍臣说:“我一有空闲就与虞世南商讨古今大事。我一有好的见解,虞世南总是非常高兴,可是一旦我的观点有失偏颇,他就十分担忧。他如此诚恳,我非常欣赏。如果各位大臣都像虞世南那样,我哪还用得着担心天下治理不好呢?”唐太宗称赞虞世南有五绝:一是德行,二是忠直,三是博学,四是辞藻,五是书翰。虞世南去世后,唐太宗失声痛哭,非常悲伤,为他举办了丧事,赐以丧具,并追封他为礼部尚书,谥号文懿。唐太宗在写给魏王李泰的信中说道:“虞世南对于我,就像我身体的一部分。他提醒和纠正我的遗漏和过失,一刻都不曾忘记。他实在是当代名臣、人伦道德的榜样啊。过去,我有一点成绩,他必定加以肯定,我有一点小过失,他必定冒着触犯我的危险毫无保留地指出来。现在他去世了,国中再无这样的人了,这怎不让我痛惜。”不久,唐太宗作了一首诗,凭借古人的事迹来发表感慨:“钟子期去世之后,伯牙失去知音,再也没有弹过琴。我这首诗,又写给谁看呢?”于是唐太宗让褚遂良把诗拿到虞世南灵帐外诵读并焚烧,可见他哀痛之深切。然后,太宗又下令将虞世南和房玄龄、长孙无忌、杜如晦、李靖等二十四位功臣的图像,画在凌烟阁内,作为永久的纪念。

  李,曹州离狐人,本姓徐,起初在李密部下做左武侯大将军。李密后来被王世充打败,带领兵众往回降唐朝。李仍占有李密原来控制的10个郡。武德二年,李对长史郭孝恪说:“魏公李密既已经回顺大唐,这些郡的人口和土地,本是魏公所有,我假如上表献给大唐,那就是乐于主子的失败,来自己居功,以谋求富贵,我感到可耻。现在应该完整地登录州县名称和军人户口,一并报送魏公,由魏公自己来献给朝廷,这就是魏公的功劳了,不是很好吗?”于是派使者报送李密。使者刚到长安,唐高祖听说没有表奏,只有报告给李密,感到很不满意。使者把李的用意奏报,高祖才很兴奋地说:“徐感故主之德,给故主推功,真是纯臣啊!”任命他做黎州总管,赐姓李氏,把户籍登进宗正寺,封他的父亲李盖为济阴王,李盖果断辞谢王爵,就改封舒国公,授予散骑常侍的官职。不久又加授李为右武侯大将军。到李密反叛被诛,李为他发丧并穿上丧服,具备君臣的礼节,上表请求收葬。高祖就把李密的遗体交给他。于是他大规模地预备仪仗,全军都穿上白色的丧服,将李密埋葬在黎阳山;葬礼完毕,才脱去丧服解散,朝廷上下都以为李真讲道义。不久,受到窦建德的攻击,李被俘,又逃回往返到京师,跟随太宗征讨王世充、窦建德,把他们打败。贞观元年,李被任命为并州都督,都令则行有禁则止,大家都说他称职,突厥对他十分畏惧。太宗对随从的大臣们说:“隋炀帝不懂得精选贤良、镇抚边境,只往远筑长城,派大批将士屯驻,来防范突厥,见识糊涂,竟到了这种地步。我如今委任李镇守并州,就使得突厥畏威远逃,边塞城垣安宁,岂不胜过几千里的长城吗?”后来并州改设大都督府,又任命李为长史,加封到英国公。他在并州镇守了16年,召回任命为兵部尚书,兼知政事。李有次忽然重病,验方上说用胡须烧的灰可以治好,太宗亲身剪下自己的胡须给他和药。李叩头出血,哭着谢恩。太宗说:“我这是为社稷打算,不用感谢。”贞观十七年,高宗还在东宫时,调任李为太子詹事,追加特进的待遇,仍担任知政事。太宗又曾设宴,宴席上,太宗回头对李说:“我想托付年幼的太子,考虑下来没有再比你合适的人选。你过往能不忘李密,如今怎么会做对不起我的事情!”李擦着眼泪回话,把自己的手指咬出血来。不一会李喝得大醉,太宗把御服盖在他身上。他就是这样地被委任信用。李每次行军作战,用兵筹划,临敌应变,都能做得很确当。从贞观以来,李奉令讨伐突厥颉利可汗和薛延陀、高丽等,都把他们打得大败而逃。太宗曾说:“李靖、李二人,古代的名将韩信、白起、卫青、霍去病岂能比得上啊!”

  马周,博州茌平人。贞观五年,他到京师长安,住在中郎将常何家里。当时唐太宗要百官上书讲政事得失,马周替常何陈述了有利于国家百姓的二十多件事情,让常何上奏朝廷,事事都很合太宗心意。太宗奇怪常何会有这样的才能,便问常何,常何回答说:“这些并不是我想出来的,而是我家里的一位叫马周的宾客代我写的。”太宗当天就要召见马周,马周还没有赶到,便派使者催促了四次。到谒见时,太宗同他谈得很高兴,便把他安置在门下省,授予监察御史的官职,后来升迁到中书舍人。马周机敏善辩,长于陈奏,对事情了解得很清楚,所以讲的话都符合实际。太宗曾说:“我对马周只要一刻不见面,就很想念他。”贞观十八年,马周一直升迁到中书令,兼任太子左庶子,身兼朝廷和东宫的官职。他处理事情公平允当,很受当时人赞誉。后来又兼代吏部尚书职务。太宗曾对侍从的大臣说:“马周看问题敏捷,办事慎重周到。至于评论人物,能秉公直言,我近来任用他所推荐的人,多数都能合我的心意。他既然竭尽忠诚,亲近依附于我,我定要依靠他来共同地把政事办好。”

原文

  房玄龄,齐州临淄人也。初仕隋,为隰城尉。坐事,除名徙上郡。太宗徇地渭北,玄龄杖策谒于军门。太宗一见,便如旧识,署渭北道行军记室参军。玄龄既遇知己,遂罄竭心力。是时,贼寇每平,众人竞求金宝,玄龄独先收人物,致之幕府,及有谋臣猛将,与之潜相申结,各致死力。累授秦王府记室,兼陕东道大行台考功郎中。玄龄在秦府十余年,恒典管记。隐太子、巢刺王以玄龄及杜如晦为太宗所亲礼,甚恶之,谮之高祖,由是与如晦并遭驱斥。及隐太子将有变也,太宗召玄龄、如晦,令衣道士服,潜引入閤谋议。及事平,太宗入春宫,擢拜太子左庶子。贞观元年,迁中书令。三年,拜尚书左仆射,监修国史,封梁国公,实封一千三百户。既总任百司,虔恭夙夜,尽心竭节,不欲一物失所。闻人有善,若己有之。明达吏事,饰以文学,审定法令,意在宽平。不以求备取人,不以己长格物,随能收叙,无隔疏贱。论者称为良相焉。十三年,加太子少师。玄龄自以一居端揆十有五年,频抗表辞位,优诏不许。十六年,进拜司空,仍总朝政,依旧监修国史。玄龄复以年老请致仕,太宗遣使谓曰:“国家久相任使,一朝忽无良相,如失两手。公若筋力不衰,无烦此让。自知衰谢,当更奏闻。”玄龄遂止。太宗又尝追思王业之艰难,佐命之匡弼,乃作《威凤赋》以自喻,因赐玄龄,其见称类如此。

  杜如晦,京兆万年人也。武德初,为秦王府兵曹参军,俄迁陕州总管府长史。时府中多英俊,被外迁者众,太宗患之。记室房玄龄曰:“府僚去者虽多,盖不足惜。杜如晦聪明识达,王佐才也。若大王守藩端拱,无所用之;必欲经营四方,非此人莫可。”太宗自此弥加礼重,寄以心腹,遂奏为府属,常参谋帷幄。时军国多事,剖断如流,深为时辈所服。累除天策府从事中郎,兼文学馆学士。隐太子之败,如晦与玄龄功第一,迁拜太子右庶子。俄迁兵部尚书,进封蔡国公,实封一千三百户。贞观二年,以本官检校侍中。三年,拜尚书右仆射,兼知吏部选事。仍与房玄龄共掌朝政。至于台阁规模,典章文物,皆二人所定,甚获当时之誉,时称房、杜焉。

  魏征,巨鹿人也。近徙家相州之内黄。武德末,为太子洗马。见太宗与隐太子阴相倾夺,每劝建成早为之谋。太宗既诛隐太子,召征责之曰:“汝离间我兄弟,何也?”众皆为之危惧。征慷慨自若,从容对曰:“皇太子若从臣言,必无今日之祸。”太宗为之敛容,厚加礼异,擢拜谏议大夫。数引之卧内,访以政术。征雅有经国之才,性又抗直,无所屈挠。太宗每与之言,未尝不悦。征亦喜逢知己之主,竭其力用。又劳之曰:“卿所谏前后二百余事,皆称朕意。非卿忠诚奉国,何能若是!”三年,累迁秘书监,参预朝政,深谋远算,多所弘益。太宗尝谓曰:“卿罪重于中钩,我任卿逾于管仲,近代君臣相得,宁有似我于卿者乎?”六年,太宗幸九成宫,宴近臣,长孙无忌曰:“王珪、魏征,往事息隐,臣见之若仇,不谓今者又同此宴。”太宗曰:“魏征往者实我所仇,但其尽心所事,有足嘉者。朕能擢而用之,何惭古烈?征每犯颜切谏,不许我为非,我所以重之也。”征再拜曰:“陛下导臣使言,臣所以敢言。若陛下不受臣言,臣亦何敢犯龙鳞,触忌讳也!”太宗大悦,各赐钱十五万。七年,代王珪为侍中,累封郑国公。寻以疾乞辞所职,请为散官。太宗曰:“朕拔卿于仇虏之中,任卿以枢要之职,见朕之非,未尝不谏。公独不见金之在矿,何足贵哉?良冶锻而为器,便为人所宝。朕方自比于金,以卿为良工。虽有疾,未为衰老,岂得便尔耶?”征乃止。后复固辞,听解侍中,授以特进,仍知门下省事。十二年,太宗以诞皇孙,诏宴公卿。帝极欢,谓侍臣曰:“贞观以前,从我平定天下,周旋艰险,玄龄之功无所与让。贞观之后,尽心于我,献纳忠谠,安国利人,成我今日功业,为天下所称者,惟魏征而已。古之名臣,何以加也。”于是亲解佩刀以赐二人。庶人承乾在春宫,不修德业;魏王泰宠爱日隆,内外庶寮,咸有疑议。太宗闻而恶之,谓侍臣曰:“当今朝臣,忠謇无如魏征,我遣傅皇太子,用绝天下之望。”十七年,遂授太子太师,知门下事如故。征自陈有疾,太宗谓曰:“太子宗社之本,须有师傅,故选中正,以为辅弼。知公疹病,可卧护之。”征乃就职。寻遇疾。征宅内先无正堂,太宗时欲营小殿,乃辍其材为造,五日而就。遣中使赐以布被素褥,遂其所尚。后数日,薨。太宗亲临恸哭,赠司空,谥曰文贞。太宗亲为制碑文,复自书于石。特赐其家食实封九百户。太宗后尝谓侍臣曰:“夫以铜为镜,可以正衣冠;以古为镜,可以知兴替;以人为镜,可以明得失。朕常保此三镜,以防己过。今魏征殂逝,遂亡一镜矣!”因泣下久之。乃诏曰:“昔惟魏征,每显予过。自其逝也,虽过莫彰。朕岂独有非于往时,而皆是于兹日?故亦庶僚苟顺,难触龙鳞者欤!所以虚己外求,披迷内省。言而不用,朕所甘心;用而不言,谁之责也?自斯已后,各悉乃诚。若有是非,直言无隐。”

  王珪,太原祁县人也。武德中,为隐太子中允,甚为建成所礼。后以连其阴谋事,流于嶲州。建成诛后,太宗即位,召拜谏议大夫。每推诚尽节,多所献纳。珪尝上封事切谏,太宗谓曰:“卿所论皆中朕之失,自古人君莫不欲社稷永安,然而不得者,只为不闻己过,或闻而不能改故也。今朕有所失,卿能直言,朕复闻过能改,何虑社稷之不安乎?”太宗又尝谓珪曰:“卿若常居谏官,朕必永无过失。”顾待益厚。贞观元年,迁黄门侍郎,参预政事,兼太子右庶子。二年,进拜侍中。时房玄龄、 魏征、 李靖、温彦博、戴胄与珪同知国政,尝因侍宴,太宗谓珪曰:“卿识鉴精通,尤善谈论,自玄龄等,咸宜品藻。又可自量孰与诸子贤。”对曰:“孜孜奉国,知无不为,臣不如玄龄。每以谏诤为心,耻君不及尧、舜,臣不如魏征。才兼文武,出将入相,臣不如李靖。敷奏详明,出纳惟允,臣不如温彦博。处繁理剧,众务必举,臣不如戴胄。至于激浊扬清,嫉恶好善,臣于数子,亦有一日之长。”太宗深然其言,群公亦各以为尽己所怀,谓之确论。

  李靖,京兆三原人也。大业末,为马邑郡丞。会高祖为太原留守,靖观察高祖,知有四方之志,因自锁上变,诣江都。至长安,道塞不能而止。高祖克京城,执靖,将斩之,靖大呼曰:“公起义兵除暴乱,不欲就大事,而以私怨斩壮士乎?”太宗亦加救靖,高祖遂舍之。武德中,以平萧铣、辅公祏功,历迁扬州大都督府长史。太宗嗣位,召拜刑部尚书。贞观二年,以本官检校中书令。三年,转兵部尚书,为代州行军总管,进击突厥定襄城,破之。突厥诸部落俱走碛北,北擒隋齐王暕之子杨道政,及炀帝萧后,送于长安。突利可汗来降,颉利可汗仅以身遁。太宗谓曰:“昔李陵提步卒五千,不免身降匈奴,尚得名书竹帛。卿以三千轻骑,深入虏庭,克复定襄,威振北狄,实古今未有,足报往年渭水之役矣。”以功进封代国公。此后,颉利可汗大惧,四年,退保铁山,遣使入朝谢罪,请举国内附。又以靖为定襄道行军总管,往迎颉利。颉利虽外请降,而心怀疑贰。诏遣鸿胪卿唐俭、摄户部尚书将军安修仁慰谕之,靖谓副将张公谨曰:“诏使到彼,虏必自宽,乃选精骑赍二十日粮,引兵自白道袭之。”公谨曰:“既许其降,诏使在彼,未宜讨击。”靖曰:“此兵机也,时不可失。”遂督军疾进。行至阴山,遇其斥候千余帐,皆俘以随军。颉利见使者甚悦,不虞官兵至也。靖前锋乘雾而行,去其牙帐七里,颉利始觉,列兵未及成阵,单马轻走,虏众因而溃散。斩万余级,杀其妻隋义成公主,俘男女十余万,斥土界自阴山至于大漠,遂灭其国。寻获颉利可汗于别部落,余众悉降。太宗大悦,顾谓侍臣曰:“朕闻主忧臣辱,主辱臣死。往者国家草创,突厥强梁,太上皇以百姓之故,称臣于颉利,朕未尝不痛心疾首,志灭匈奴,坐不安席,食不甘味。今者暂动偏师,无往不捷,单于稽颡,耻其雪乎!”群臣皆称万岁。寻拜靖光禄大夫、尚书右仆射,赐实封五百户。又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,征吐谷浑,大破其国。改封卫国公。及靖身亡,有诏许坟茔制度依汉卫、霍故事,筑阙象突厥内燕然山、吐谷浑内碛石二山,以旌殊绩。

  虞世南,会稽余姚人也。贞观初,太宗引为上客,因开文馆,馆中号为多士,咸推世南为文学之宗。授以记室,与房玄龄对掌文翰。尝命写《列女传》以装屏风,于时无本,世南暗书之,一无遗失。贞观七年,累迁秘书监。太宗每机务之隙,引之谈论,共观经史。世南虽容貌懦弱,如不胜衣,而志性抗烈,每论及古先帝王为政得失,必存规讽,多所补益。及高祖晏驾,太宗执丧过礼,哀容毁悴,久替万机,文武百寮, 计无所出, 世南每入进谏,太宗甚嘉纳之,益所亲礼。尝谓侍臣曰:“朕因暇日,每与虞世南商榷古今。朕有一言之善,世南未尝不悦;有一言之失,未尝不怅恨。其恳诚若此,朕用嘉焉。群臣皆若世南,天下何忧不治?”太宗尝称世南有五绝:一曰德行,二曰忠直,三曰博学,四曰词藻,五曰书翰。及卒,太宗举哀于别次,哭之甚恸。丧事官给,仍赐以东园秘器,赠礼部尚书,谥曰文懿。太宗手敕魏王泰曰:“虞世南于我,犹一体也。拾遗补阙,无日暂忘,实当代名臣,人伦准的。吾有小善,必将顺而成之;吾有小失,必犯颜而谏之。今其云亡,石渠、东观之中,无复人矣,痛惜岂可言耶!”未几,太宗为诗一篇,追思往古理乱之道,既而叹曰:“钟子期死,伯牙不复鼓琴。朕之此篇,将何所示?”因令起居褚遂良诣其灵帐读讫焚之,其悲悼也若此。又令与房玄龄、长孙无忌、杜如晦、李靖等二十四人,图形于凌烟阁。

  李勣,曹州离狐人也。本姓徐,初仕李密,为左武侯大将军。密后为王世充所破,拥众归国,勣犹据密旧境十郡之地。武德二年,谓长史郭孝恪曰:“魏公既归大唐,今此人众土地,魏公所有也。吾若上表献之,则是利主之败,自为己功,以邀富贵,是吾所耻。今宜具录州县及军人户口,总启魏公,听公自献,此则魏公之功也,不亦可乎?”乃遣使启密。使人初至,高祖闻无表,惟有启与密,甚怪之。使者以勣意闻奏,高祖方大喜曰:“徐勣感德推功,实纯臣也。”拜黎州总管,赐姓李氏,附属籍于宗正。封其父盖为济阴王,固辞王爵,乃封舒国公,授散骑常侍。寻加勣右武侯大将军。及李密反叛伏诛,勣发丧行服,备君臣之礼,表请收葬。高祖遂归其尸。于是大具威仪,三军缟素,葬于黎阳山。礼成,释服而散,朝野义之。寻为窦建德所攻,陷于建德,又自拔归京师。从太宗征王世充、窦建德,平之。贞观元年,拜并州都督,令行禁止,号为称职,突厥甚加畏惮。太宗谓侍臣曰:“隋炀帝不解精选贤良,镇抚边境,惟远筑长城,广屯将士,以备突厥,而情识之惑,一至于此。朕今委任李勣于并州,遂得突厥畏威远遁,塞垣安静,岂不胜数千里长城耶?”其后并州改置大都督府,又以勣为长史,累封英国公。在并州凡十六年,召拜兵部尚书,兼知政事。勣时遇暴疾,验方云须灰可以疗之,太宗自剪须为其和药。勣顿首见血,泣以陈谢。太宗曰:“吾为社稷计耳,不烦深谢。”十七年,高宗居春宫,转太子詹事,加特进,仍知政事。太宗又尝宴,顾勣曰:“朕将属以孤幼,思之无越卿者。公往不遗于李密,今岂负于朕哉!”勣雪涕致辞,因噬指流血。俄沉醉,御服覆之,其见委信如此。勣每行军,用师筹算,临敌应变,动合事机。自贞观以来,讨击突厥、颉利及薛延陀、高丽等,并大破之。太宗尝曰:“李靖、李勣二人,古之韩、白、卫、霍岂能及也!”

  马周,博州茌平人也。贞观五年,至京师,舍于中郎将常何之家。时太宗令百官上书言得失,周为何陈便宜二十余事,令奏之,事皆合旨。太宗怪其能,问何,何对曰:“此非臣所发意,乃臣家客马周也。”太宗即日召之,未至间,凡四度遣使催促。及谒见,与语甚悦。令直门下省,授监察御史,累除中书舍人。周有机辩,能敷奏,深识事端,故动无不中。太宗尝曰:“我于马周,暂时不见,则便思之。”十八年,历迁中书令,兼太子左庶子,周既职兼两宫,处事平允,甚获当时之誉。又以本官摄吏部尚书。太宗尝谓侍臣曰:“周见事敏速,性甚慎至。至于论量人物,直道而言,朕比任使之,多称朕意。既写忠诚,亲附于朕,实藉此人,共康时政也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