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心雕龙·辨骚“继承与创新” ——《文心雕龙》枢纽之一

作者:张莲花 青海

  《辩骚》应归于“文之枢纽”部分还是归于“论文叙笔”部分一直是“龙学”研究者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。

  认为归于“论文叙笔”部分一派的理由是:“论文叙笔”是文体论,而《辩骚》是论“骚”这一文体的,理应归于“论文叙笔”。

  认为归于“文之枢纽”部分一派的理由有二:一、“论文叙笔”共二十一篇,在全书中所占分量是很大的;而全书的理论结构,又是在这二十一篇的基础上,来总结文学理论上的种种问题;也就是说,刘勰是首先分别探讨各种文体的实际创作经验,再由此提炼出一些理论问题来。因此,整个“论文叙笔”部分,都是为后半部打基础。这样,可以说“论文叙笔”的二十一篇,都具有论文之“枢纽”的性质。但不可能把二十一篇全部列入“文之枢纽”中去。把“论文叙笔”的第一篇《辨骚》列入“文之枢纽”,也正表明刘勰对整个“论文叙笔”部分的重视。二、《楚辞》是儒家经典之后出现最早的作品,即所谓“轩翥诗人之后,奋飞辞家之前”;并且《楚辞》又是“取熔经意,亦自铸伟辞”,在文学发展史上有承上启下的作用。也就是说,《楚辞》在儒家经典与后世文学作品之间,具有“枢纽”的作用。

  这两个理由想要说明《辩骚》应归于“文之枢纽”部分,其实反倒说明了应归于“论文叙笔”部分。认为《辩骚》应是“论文叙笔”中的重要部分而倍受刘勰的重视而被提到“枢纽”部分,而且认为所有的“论文叙笔”都应归于“枢纽”部分而不便才这样分组布局的。

  我不明白这个意思。如果能全都归于“枢纽”部分,刘勰早就归入了,为什么还要分“枢纽”和“论文叙笔”?能合二为一他一定会合二为一,这不在于数量的多少关键是内容的联系与否。他之所以这样排列、分组,一定是不能合二为一才分开的,是必须分开才分开的。正如《序志》中所言:“盖《文心》之作也,本乎道,师乎圣,体乎经,酌乎纬,辩乎骚;文之枢纽,亦云极矣。若乃论文叙笔,则囿别区分;原始以表未,释名以章义,选文以定篇,敷理以举统。上篇以上,纲领明矣”。“文之枢纽”和“论文叙笔”同属于“纲领”,但“文之枢纽”是“文之枢纽”,“论文叙笔”是“论文叙笔”,他们在“纲领”部分乃至《文心雕龙》整部作品中的作用是不同的。

  在认真研读了《文心雕龙》全文、认真研读了“纲领”部分、认真研读了“文之枢纽”、认真研读了《辩骚》之后,我的观点是:《辩骚》必须归在“文之枢纽”部分而不能归在“论文叙笔”部分。

  一、《辩骚》必须归在“文之枢纽”部分

  “文之枢纽”的五篇文章谈的都是关乎全书的关键性问题,其实是刘勰的文学创作原理,是任何写作必须遵循的原则。《辩骚》之所以放在“文之枢纽”,是因为刘勰依据《离骚》、依据屈原的作品、依据《楚辞》提出了他有关写作的一个重要原则:继承与创新,而《离骚》是将继承与创新完美结合的典范之作。

  继承与创新是《离骚》最显著的特点,是它特出于文坛、诗坛之因,尤其是它大胆奇特的创新更是刘勰推崇、赞美之处。“继承与创新”是刘勰文论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理念,也是自古至今一切文章写作必须遵循的原则。继承与创新相辅相成、缺一不可。

  刘勰在“文之枢纽”部分提出的这一原则统摄着后面诸部分。“论文叙笔”所谈论的每一种文体的产生、发展、演变都离不开继承与创新;“剖情析彩”所谈论的每一种创作手法也离不开继承与创新,而且在这一部分有《通变》一文,专门谈论继承与创新的相关问题;文学批评也离不开继承与创新;甚至在《序志》一文说明自己写作《文心雕龙》的意图、目的时也没有离开继承与创新。因为刘勰认为“继承与创新”是“文之枢纽”,而《离骚》是“继承与创新”完美结合的典范之作,必须把《辩骚》放在“文之枢纽”部分,借《离骚》及《楚辞》具体形象地告诉我们为什么要“继承与创新”,怎样“继承与创新”以及“继承与创新”的好处。

  正如刘勰在《辩骚》中所言:“将核其论,必征言焉”,我们就结合《辩骚》、《序志》及其它相关篇章,运用刘勰作品中的语言探究他把《辩骚》放在“文之枢纽”部分的意图。

  对《离骚》历来褒贬不一:“汉宣嗟叹,以为皆合经术;扬雄讽味,亦言体同《诗·雅》。四家举以方经,而孟坚谓不合传。”之所以出现这些“褒贬任声,抑扬过实,可谓鉴而弗精,玩而未核”的评价,标准就是合不合经典。

  “昔汉武爱《骚》,而淮南作《传》,以为:“《国风》好色而不淫,《小雅》怨诽而不乱,若《离骚》者,可谓兼之;故其陈尧、舜之耿介,称汤、武之祗敬:典诰之体也。讥桀、纣之猖披,伤羿、浇之颠陨:规讽之旨也。虬龙以喻君子,云蜺以譬谗邪:比兴之义也。每一顾而掩涕,叹君门之九重:忠怨之辞也。观兹四事,同于《风》、《雅》者也。”这是看到《离骚》继承经典的一面并给予肯定。

  “至于托云龙,说迂怪,丰隆求宓妃,鸩鸟媒娀女:诡异之辞也。康回倾地,夷弄彃日,木夫九首,土伯三目:谲怪之谈也。依彭咸之遗则,从子胥以自适:猖狭之志也。士女杂坐,乱而不分,指以为乐;娱酒不废,沉湎日夜,举以为欢:荒淫之意也。摘此四事,异乎经典者也。班固以为:露才扬己,忿怼沉江;羿、浇、二姚,与《左氏》不合;昆仑、悬圃,非经义所载。”这是看到《离骚》不合经典的一面并给予否定。

  而刘勰既看到《离骚》继承的一面也看到《离骚》创新的一面,既肯定《离骚》继承经典的一面也肯定《离骚》创新的一面并给予高度评价:“自《风》、《雅》寝声,莫或抽绪;奇文郁起,其《离骚》哉!固已轩翥诗人之后,奋飞辞家之前;岂去圣之未远,而楚人之多才乎?”“故论其典诰则如彼,语其夸诞则如此。固知《楚辞》者,体慢于三代,而风雅于战国;乃《雅》、《颂》之博徒,而词赋之英杰也。观其骨鲠所树,肌肤所附,虽取熔经意,亦自铸伟辞。”

  他尤其推崇屈原敢于创新、善于创新的一面,给屈原及其作品高度评价:“不有屈原,岂见《离骚》?惊才风逸,壮志烟高。山川无极,情理实劳。金相玉式,艳溢锱毫。”

  那么怎样处理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呢?那就是既继承又创新:“名理有常,体必资于故实;通变无方,数必酌于新声”,“望今制奇,参古定法”(《通变》),“若能凭轼以倚《雅》、《颂》,悬辔以驭楚篇,酌奇而不失其真,玩华而不坠其实;则顾盼可以驱辞力,欬唾可以穷文致,亦不复乞灵于长卿,假宠于子渊矣。”(《辩骚》)

  创新会有什么好处呢?“变则其久,通则不乏”,“能骋无穷之路,饮不竭之源”(《通变》),“凭情以会通,负气以适变”就能写出“采如宛虹之奋鬐,光若长离之振翼”(《通变》)的颖脱之文。

  刘勰还在其它文章中多次谈到有关继承与创新的问题,这里就不再赘述。

  《辩骚》辩明有关《离骚》历来争议的问题,表明刘勰的态度并以《离骚》为例,具体形象地提出他“继承与创新”的创作原则;《序志》中“变乎骚”再次强调《离骚》最大的特点是“变”即创新;《通变》一篇专述有关“通”(继承)与“变”(创新)的问题。这样不厌其烦的目的何在?

  《辩骚》、《通变》、《序志》及其它文章中的相关谈论足以证明“继承与创新”是刘勰文论中的一个重要创作原则,他把《辩骚》放在“文之枢纽”的意图已十分明显。

  二、《辩骚》不能归在“论文叙笔”部分

  《序志》中说:“若乃论文叙笔,则囿别区分;原始以表未,释名以章义,选文以定篇,敷理以举统。”意为在“论文叙笔”部分,对于每种文体,都追溯它的起源,叙述它的演变,说明体裁名称的意义,并举几篇代表作品加以评论,从阐述写作道理中总结各种文体的基本特点。而且,在“论文叙笔”部分论述每一种文体的写作都离不开“原始以表未,释名以章义,选文以定篇,敷理以举统”这四个方面,而《辩骚》一文中这四个方面都具备吗?

  就以“释名以章义”为例,在“论文叙笔”部分论述每一种文体的写作必须说明体裁名称的意义:“诗者,持也”(《明诗》)“说者,悦也”,“论者,伦也”(《论说》)“史者,使也”(《史传》)“碑者,埤也”(《诔碑》)“赞者,明也,助也”(《颂赞》)“启者,开也”(《奏启》)“移者,易也”(《檄移》)“戒者,慎也”“教者,效也”(《诏策》)……在“论文叙笔”的每一篇文章里,“释名以章义”是必不可少的,而在《辩骚》一文中,根本就没有解释“离骚”为何意,而“离骚”的意义又是各家在谈到《离骚》时必须谈论的问题,可喜欢“释名以章义”的刘勰却在《辩骚》中对这一大家都感兴趣的重要问题只字未提,为什么?因为刘翁《辩骚》之意不在“论文叙笔”而在“文之枢纽”,因为刘勰要用《辩骚》谈枢纽之一----“继承与创新”,而不是为了“论文叙笔”,谈论文体“骚”及楚辞的。这是《辩骚》不能归在“论文叙笔”部分的理由之一。

  退一步来说,如果把《辩骚》归在“论文叙笔”部分,《辩骚》也不应该是“论文叙笔”的第一篇,最多也只能放在第二篇。就产生的时间而言,《诗经》先于《离骚》;就成就与影响而言,《诗经》高于《离骚》。《离骚》在文学发展史上有承上启下的作用,但它是承上之《诗经》而启下的,如果把《辩骚》归在“论文叙笔”部分,《辩骚》应该在《明诗》之后的,怎么能成为“论文叙笔”的第一篇呢?这于情于理都解释不通啊。这是《辩骚》不能归在“论文叙笔”部分的理由之二。

  “盖《文心》之作也,本乎道,师乎圣,体乎经,酌乎纬,变乎骚;文之枢纽,亦云极矣。”刘勰在《序志》中已经很明确写出了“文之枢纽”包括哪五篇文章及其理由。《辩骚》是“文之枢纽”的一部分,理由是“变乎骚”,刘勰就是看重《离骚》“变”的特点,而“变”是刘勰《文心雕龙》的“文之枢纽”之一,是刘勰文论的重要原则之一。

  我们应该如何阅读前人或他人的作品?应该如何解决我们阅读时产生的疑难问题?最可行的方法是认真研读原文,在文中找答案,即所谓的“答在文中”。为什么这样写而不那样写,为什么这样安排而不那样安排,其实这些意图作者在文中早已交代得十分清楚,关键是我们是否认真研读原文了,我们是否明了了作者的苦心安排。

  关于如何阅读文本,刘勰也已说得很清楚:“将核其论,必征言焉”,可是,我们征其言来核其论了吗?没有。我们是用我们的想当然来强解释它不应该这样,它应该那样,但这还是刘勰的本意吗?这还是刘勰的思想吗?那只是强扭的瓜,不甜。

  “圣人之情,见乎文辞”刘勰之情也见乎其文辞之中,我们用心体会了吗?

  关于如何进行文学评论、如何进行文学鉴赏,刘勰在《文心雕龙》批评论专论《知音》中写得很清楚:“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,观文者披文以人情;沿波讨源,虽幽必显。世远莫见其面,觇文辄见其心。岂成篇之足深?患识照之自浅耳。夫志在山水,琴表其情,况形之笔端,理将焉匿?故心之照理,譬目之照形:目瞭则形无不分,心敏则理无不达。然而俗监之迷者,深废浅售。”我们是否披文以人情了呢?我们是否沿波讨源了呢?我们是否觇文辄见其心了呢?不,我们深废浅售了。

  当我们披文以人情沿波讨源之后我们觇文明了了刘勰其心,明了了刘勰把《辩骚》归在“文之枢纽”的意图与原因是:“继承与创新”是《离骚》的特点,“继承与创新”是文章写作的重要原则之一,“继承与创新”是刘勰文论《文心雕龙》的枢纽之一。

  很多研究者认为刘勰把《原道》、《征圣》、《宗经》三篇文章归入“文之枢纽”部分,是刘勰的宗经思想在作怪,《正纬》、《辩骚》两篇文章也是因为与经典有一定关系才要放在文之枢纽里,以此显示刘勰不能摆脱儒家宗经思想的束缚,显示刘勰的局限性。

  其实这都是对刘勰的误解。刘勰写作《文心雕龙》不是为了宣扬儒家的宗经思想,而是为了文章写作。《原道》是探求自然之规律、探求写文之规律,做任何事都有规律可循,写文章也需要遵循规律而且也有规律可循。《征圣》是探求儒家圣人从事著作的态度及精神:“道沿圣以垂文,圣因文而明道”,“妙极生知,睿哲惟宰。精理为文,秀气成采。鉴悬日月,辞富山海。百龄影徂,千载心在。”圣人能懂得精妙的道理,因为他们具有特出的聪明才智他们把精妙的道理写成文章,以自己灵秀的气质构成文采,圣人虽成过去,但他们的精神却永垂不朽。“志足而言文,情信而辞巧,乃含章之玉牒,秉文之金科矣”,“圣文之雅丽,固衔华而佩实者也”,“衔华佩实”是圣人著作的突出优点。认为圣人的作品“写天地之辉光,晓生民之耳目矣”。这些都只有一个目的,那就是“师乎圣”,希望写作者能以圣人为师,学习圣人从事著作的态度及精神,写出优秀的作品。《宗经》是探求经典的特点及其对后世的意义:“洞性灵之奥区,极文章之骨髓者也”,“譬万钧之洪钟,无铮铮之细响矣”,“性灵熔匠,文章奥府。渊哉铄乎!群言之祖。”后世作者如果能学习经书的这些特点就能创作优秀之作:“文能宗经,体有六义:一则情深而不诡,二则风清而不杂,三则事信而不诞,四则义直而不回,五则体约而不芜,六则文丽而不淫。”

  《原道》探求写文之规律,《征圣》探求儒家圣人从事著作的态度及精神,《宗经》是探求经典对后世创作的借鉴意义,《正纬》阐明他的创作原则“弃其糟粕、取其精华”,《辩骚》阐明他的创作原则“继承与创新”。这五篇文章作为《文心雕龙》的“文之枢纽”,各自阐明了刘勰的五个创作原则:“本乎道,师乎圣,体乎经,酌乎纬,变乎骚”,至此,“文之枢纽,亦云极矣”。

  遵从规律,学习圣人,借鉴经典,弃其糟粕、取其精华,继承并创新,这五个方面是写作优秀作品必须遵守的原则,是刘勰为了后世作者创作出优秀作品总结的创作原则,“文之枢纽”乃至整部《文心雕龙》都是为了文章写作,而不是为了宗经宣经。

  综上所述,我认为刘勰把《原道》、《宗经》、《征圣》、《正纬》、《辩骚》五篇文章归入《文心雕龙》“文之枢纽”部分不但不能显示他的局限性,反而显示出他的智慧和胆识。尤其是《辩骚》,一定要尊重刘勰的原意归在“文之枢纽”部分,因为在这一篇中刘勰提出了他文学理论的重要创作原则“继承与创新”。

  而且,刘勰不仅是这一创作原则的明确提出者,也是这一创作原则的坚定实施者,他的《文心雕龙》就是继承与创新相结合开出的一朵艳丽奇葩。他不仅说给人们听这样做有什么好处,他更做给人们看这样做有什么好处,身先士卒、身体力行、说到做到,其说服力、影响力自不必说。

  这是我对于《文心雕龙》“辩骚”篇的一点浅陋见解,弄斧于班门,请教于方家,以期提高认识。

原文

  自《风》、《雅》寝声,莫或抽绪,奇文郁起,其《离骚》哉!固已轩翥诗人之后,奋飞辞家之前,岂去圣之未远,而楚人之多才乎!昔汉武爱《骚》,而淮南作《传》,以为:“《国风》好色而不淫,《小雅》怨诽而不乱,若《离骚》者,可谓兼之。蝉蜕秽浊之中,浮游尘埃之外,皭然涅而不缁,虽与日月争光可也。”班固以为∶“露才扬己,忿怼沉江。羿浇二姚,与左氏不合;昆仑悬圃,非《经》义所载。然其文辞丽雅,为词赋之宗,虽非明哲,可谓妙才。”王逸以为∶“诗人提耳,屈原婉顺。《离骚》之文,依《经》立义。驷虬乘鹥,则时乘六龙;昆仑流沙,则《禹贡》敷土。名儒辞赋,莫不拟其仪表,所谓‘金相玉质,百世无匹’者也。”及汉宣嗟叹,以为“皆合经术”。扬雄讽味,亦言“体同诗雅”。四家举以方经,而孟坚谓不合传,褒贬任声,抑扬过实,可谓鉴而弗精,玩而未核者也。

  将核其论,必征言焉。故其陈尧舜之耿介,称禹汤之祗敬,典诰之体也;讥桀纣之猖披,伤羿浇之颠陨,规讽之旨也;虬龙以喻君子,云蜺以譬谗邪,比兴之义也;每一顾而掩涕,叹君门之九重,忠恕之辞也:观兹四事,同于《风》、《雅》者也。至于托云龙,说迂怪,丰隆求宓妃,鸩鸟媒娀女,诡异之辞也;康回倾地,夷羿彃日,木夫九首,土伯三目,谲怪之谈也;依彭咸之遗则,从子胥以自适,狷狭之志也;士女杂坐,乱而不分,指以为乐,娱酒不废,沉湎日夜,举以为欢,荒淫之意也:摘此四事,异乎经典者也。

  故论其典诰则如彼,语其夸诞则如此。固知《楚辞》者,体宪于三代,而风杂于战国,乃《雅》、《颂》之博徒,而词赋之英杰也。观其骨鲠所树,肌肤所附,虽取熔《经》旨,亦自铸伟辞。故《骚经》、《九章》,朗丽以哀志;《九歌》、《九辩》,绮靡以伤情;《远游》、《天问》,瑰诡而慧巧,《招魂》、《大招》,耀艳而采深华;《卜居》标放言之致,《渔父》寄独往之才。故能气往轹古,辞来切今,惊采绝艳,难与并能矣。

  自《九怀》以下,遽蹑其迹,而屈宋逸步,莫之能追。故其叙情怨,则郁伊而易感;述离居,则怆怏而难怀;论山水,则循声而得貌;言节侯,则披文而见时。是以枚贾追风以入丽,马扬沿波而得奇,其衣被词人,非一代也。故才高者菀其鸿裁,中巧者猎其艳辞,吟讽者衔其山川,童蒙者拾其香草。若能凭轼以倚《雅》、《颂》,悬辔以驭楚篇,酌奇而不失其贞,玩华而不坠其实,则顾盼可以驱辞力,欬唾可以穷文致,亦不复乞灵于长卿,假宠于子渊矣。

  赞曰∶

  不有屈原,岂见离骚。惊才风逸,壮志烟高。

  山川无极,情理实劳,金相玉式,艳溢锱毫。